绿色发展联盟
当前位置:首页 > 洞见

生活垃圾分类从道德义务走向法律义务

发表时间:2019/10/12 9:15:58 来源:《环境经济》杂志 2019年第18期 总第258期 作者:冯汝

        今年7月1日起,《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意味着公民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从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变迁来看,早在上世纪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已经对生活垃圾的定点倾倒和堆放、分类收集和运输、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公民个人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担负的具体义务及相应制裁机制,立法一直空白。近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主要停留在依靠宣传教育、引导鼓励方式推行的道德义务层面。


        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时,这种情形有所改变。《环境保护法》第三十八条首次对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环境保护义务进行了宏观规定,“公民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按照规定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遗憾的是,法律并未对违反这一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从法律规范条款的设置来看,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构成应包含3个方面,一是目的价值(应当),二是个体公民环境行为,三是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环境保护法》关于公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义务“应当+行为”的模式,从本质来看仍属于抽象、模糊的宣誓性义务条款,其性质仍具有道德色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法律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公民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的义务正式进入环境基本法律中,标志其成为一种法定义务。公民生活垃圾分类应作为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也自此成为共识。


        2017年通过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2020年前在部分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多地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个人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相应规定的,相关部门可以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今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也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纳入其中,并对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作出规定。至此,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强制法律规范不断完善。


        公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性质走向强制性法律义务,并不意味着其道德义务属性的灭失。在传统观念中,道德义务在法律中的设置意味着义务性质的转变,公民的环境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被明确区分与相互割裂。


        但从实际来看,公民环境义务是具有立体多元层次结构的系统整体,呈现出层次性与整体性兼具的特征。公民“要我分类”强制法律义务的设定建立在公民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其实现也离不开公民“我应分类”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觉性,并应最终达到一种“我要分类”的自觉履行状态。


        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和行为层面的统一性,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具有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双重属性,只有各层次义务相互结合、相互支撑,才能够使公民强制环境法律义务的建立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也才能确保公民基于道德情感遵守义务性规范,并从强制性义务中获得自愿性守法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处罚与监督等外在约束机制与多元参与、教育宣传等软性的内在行为与道德培养机制并行是生活垃圾分类得以成功的共同经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广泛推广与深入实施,也需构建契合其双重属性性质的、惩戒约束与激励引导相互协作的义务实现机制,其具体制度实现路径应包括:以法律责任为内容的惩罚制度、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以及以声誉评价与物质奖励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以环境教育与道德培育为手段的自我实现制度等。


        从上海、广州等地的实践来看,公民垃圾分类义务的协同实现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各先行地区为改变公民垃圾分类行动与态度之间存在反差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措施,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具体来说,通过对公民违法分类的行为采取拒收、罚款等措施,建立强有力的执法与监督机制;招募志愿者、监督员等对公民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监督,积极引入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参与的社会自治管理模式;通过积分兑换、分类行为排名、信用评价等形式,探索实施物质奖励与声誉评价制度并行的激励机制;通过电视、电台、网络等多种媒介,运用科普讲座、知识竞赛、专项教育课程等多种手段,深入家庭、社区、学校进行宣传教育,细化行为培育的方式与途径等。


        未来,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推行,为确保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得到有效落实,还应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保障,细化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具体内容。


        一方面,应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对末端治理领域各方主体的义务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公民分类投放处置的具体义务内容,建立清晰的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应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改、《废弃物处理法》等相应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从源头上对公民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所担负的生活垃圾减量化、再利用义务做出具体规定,最终形成以公民生活垃圾减量预防、分类投放、处理收费、合作治理为内容的完整义务体系。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公民环境义务的法律实现机制研究》【课题编号CLS(2018)D137】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企业展示